但这又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只要种粮划算，自然有人种。所以“谁来种粮”归根到底还是如何保障种粮有收益，然而现实的严峻性着实令人担忧。

首先是种粮纯收益在下降。2013年稻谷每亩纯收益只有154.79元，不足2010年每亩纯收益的一半；2013小麦每亩纯收益更是首次出现亏损，比2010年每亩纯收益下降144.95元。

从现状和未来趋势看，我国粮食单产已达到历史高位，未来粮食单产增加愈发困难。国内外粮价倒挂使得国内粮价持续上涨的空间有限，粮食每亩总收益的增长势头将不可避免受到抑制。种粮成本可能继续增长。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率达到30%左右，流转土地租金普遍达到每年500元/亩以上，导致土地成本显性化并大幅增加了耕种总成本。

其次是相对收益也较低。与种粮相比，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更高。2013年，全国三大主粮的每亩平均净利润为72.94元，成本利润率为7.1%，而大中城市周边地区蔬菜的每亩平均利润为2852.27元，是三大主粮净利润的39.1倍，成本利润率更是高达70.4%。

与务农相比，外出务工的收益更高。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这一结果包含了大量兼业、以本地务工为主的农民收入数据。

所以，种粮收益稳定的优势必须保持。目前，之所以粮食种植面积没有出现断崖式下降，一大原因是国家对粮食采取收储政策，粮食价格相对平稳，对于厌恶风险的生产者来说，稳定的种粮收益依然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因此，今后应着力构建种粮收益稳定机制，完善粮食收储政策，提高粮食作物政策性保险覆盖率和理赔标准。

短期内，必须保障小农户种粮不亏本。我国粮食种植面积短期内不会大幅下降的另一大原因是种粮主体多为小农户。小农户种粮的优势在于耕种的是无偿分配的土地，不计人工投入，只要扣除农资和农机费用有收益，便能基本保障土地不被大面积撂荒。为此，对小农户的种粮补贴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还要让真正种粮的人拿到更多补贴，并从农业生产服务和农资补贴方面减缓成本压力。

中长期内，必须保障规模化经营主体的种粮积极性。可以预见，随着未来农村地区人口的自然更替，以中老年分散农户为代表的种粮主力军将逐渐萎缩，以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为代表的规模化经营主体将会扮演种粮生力军角色。在租地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形下，期望城郊地区种粮不现实，所以一方面需要严格限定粮食主产区的土地用途，并借助利益补偿方式激发产粮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需要构建面向规模化种粮主体的政策支持体系，涵盖融资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保险保障等，建立针对规模化经营主体的种粮目标收入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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