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叫做“国家大本，食足为先”。其实，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是古今中外无不重视的大事。当然，解决粮食问题除了要做到广种多收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粮食的贸易和储备问题。中国粮食贸易和储备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在夏朝之时，粮食流通和仓储制度就已正式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制度，此后的各朝各代也无不把粮食流通和储备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

　　从历史的经验上看，粮食流通是搞活市场贸易、解决百姓吃饭的重大问题，而粮食储备则是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古代帝王们都懂得“广积粮”的要害所在，都明白储粮起着“平抑粮价，调控市场；赈灾备荒，安民固本；供养军队，备战应战”的作用。

　　交易频繁 市场繁荣

　　早在西周以前，中国粮食品种以黍、稷为主，其他粮食品种不占主要地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五谷的概念，表明当时粮食作物的品种初步有了定型，主要粮食品种有：粟、菽、黍、稻、小麦、大麦、麻七种。秦汉时期粮食结构有所变化，主要粮食品种有：粟、稻、小麦、大麦、大黍、粱、大豆。东汉魏晋南北朝粮食品种的顺序是：谷、黍、粱、大豆、小豆、大麻、大麦、小麦、水稻、早稻。这一时期由于石磨的推广，可以把麦子磨成面粉，这一饮食史上的技术进步，也促进了小麦生产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主要粮食品种的顺序是：稻、粟、麦；宋元时期，稻麦两熟制逐步形成，双季稻得到推广；明清两朝，水稻更加发展，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同时，玉米、甘薯、土豆从国外引进，更加丰富了粮食品种。当时主要的粮食品种是：水稻、小麦、谷子、玉米、豆类。发展这些粮食品种为中国古代粮食丰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凡是有卓识远见的帝王无不把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作为安邦定国的头等大事。每年二月二春耕开始的日子，许多帝王都要做出表率，带头“劳动”一回，也就是由皇帝本人示范，亲自耕田，以表示生产粮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于是，历史上便有了农历二月二“劝民农桑”的仪式。天子当表率，百姓自然受鼓舞。于是，二月二过后，进入了春耕的农忙时节，处处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

　　根据史书记载，最早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伏羲时期。之后，《史记》中也记载，周武王每年也都会郑重其事地举行“亲耕”仪式。而从这之后，历朝历代也都颇为重视。而将这种“亲耕”仪式发挥到极致的，那就非清朝的雍正皇帝莫属了。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开发了一个“一亩园”，就是由皇帝亲自耕种的一亩地。每年二月二，雍正都会到一亩园里亲自耕种劳作。

　　粮食丰收了就要拿到集市上进行贸易，早在两汉时期郡县设集市就已经十分普遍，尤其到了东汉末年，郡县粮食市场已经初具规模。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形容东汉郡县市邑繁荣时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魏晋南北朝郡县设市的情形则是多种多样，有的几日一会，如“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县有市肆，四日一会。”平都县即如今的重庆丰都；鱼复县在“朝阳道口，有县治，治下有市，十日一会。”鱼复县即如今的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十六国时期，后赵“丰国市，五日一会”。当时粮食市场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郡县粮食市场的繁荣促进了专业市场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中，朝廷发展了有许多专门出售粮食的市场。左思的《魏都赋》在列举曹魏时期邺城市场上的各地名产时，就有专门出售“故安之粟”和“清流之稻”的市场。还有《晋书·齐王扃传》中记载了西晋时洛阳的“五谷市”。南朝建康也设有“谷市”。

　　据《宋书·孝义何子平传》记载，何子平在扬州任职时，“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这是说何子平经常将白米变卖换取粟麦。由此可见扬州市场上粮食买卖很方便。《北史·孟信传》中也记载西魏赵平太守孟信，去官后居贫无食，只好卖牛“拟供薪米”。《隋书·百官志中》也记载北朝，“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这些去职无禄的官员，平日口粮也要从市场上购买。不难想见，当时粮食贸易活动遍及城乡市场的一片繁荣景象。

　　非常时期 非常应对

　　为了计划分配粮食，历代王朝还实施粮食票证制度，最早实施粮食票证制度的是秦始皇。粮食票证就是类似于如今粮本的“食者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记载：“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这说的就是粮库的制度，各县粮库上报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和其他费用，就与每年的账簿同时缴送，都官应在每年结账时核对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这说明了秦朝统一中国后，民众的粮食开始由国家分配，发给“食者籍”，并凭此到粮库领取粮食。这“食者籍”就是今天所说的计口给粮的粮本。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自秦朝以来，历代王朝都建立粮库，逢到灾荒之年，就开仓赈济。每次赈灾大都要经过报灾、勘灾、审户，确定受灾程度、受灾范围，划定灾情等级、地区和受灾人口，然后才核定放粮总额，开仓拨粮，调运到受灾地区，这中间要经过很多手续环节。粮食运到了灾区后，要按照户籍计口发票，灾民凭票领粮。宋朝赈灾发放的票证有两种，一种是谷票，另一种是粥票。粥票是临时急赈，当灾区已是饿殍遍野，很多人奄奄一息时，更采取临时施粥急救，排队发票，一人一票，一张票一勺或一碗粥。“谷票”则是按户计口发给定量票证。

　　粮食对于国计民生十分重要，粮食生产从春种、夏耘、秋收到冬藏，有周期长的特点，同时粮食生产还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和破坏，又有脆弱性特点，这些都决定了粮荒和灾荒的经常发生。中国古代王朝出于稳固政权统治的根本考虑，对粮荒和灾荒大都制定了救济和赈济政策，为了使这一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并行之有效，历代王朝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渐建立较为完善的荒年赈灾机制。

　　在古代赈灾机制的发展过程中，隋朝义仓的创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得赈灾活动由一种临时的救济措施，发展为一种经常性的政策机制。义仓或由官府控制，或由民间管理，其基本精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专粮专用”。不同形式的“义仓”有效弥补了过去单靠官仓赈济的不足，提高了赈灾的工作效率，以后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实行。

　　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更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对国内而言，粮食是维系庞大国家机器的根基，没有粮食，百官的禄米就没有保障，就无法豢养庞大的官僚队伍；没有粮食，就不能维持强大的军队，对内不能维持国家秩序，对外不能抵御强敌入侵。

　　因此在中国古代，朝廷在解决平时粮食问题的同时，尤其重视如何解决非常时期的粮食问题，特别是战争时期的粮食问题。“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就是当年刘邦在楚汉战争初期实力不够强大时的十二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则是朱元璋打天下时的九字方针。他们无不懂得“广积粮”的重大意义所在。元末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人人都在争夺天下，朱元璋之所有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与“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的九字箴言是有一定关系的。锅里没几两米就开几千人的饭，无异于扯了张虎皮来做大旗，不过狐假虎威而已。

　　中国古代的帝王虽然没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但是却知道“广积粮”也就是要拥有充分的给养，要有经济实力做支撑。朱元璋这个贫民出身的皇帝，虽然文化不多，但他也懂得这个厉害关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储备是战争最重要的物质保障，也是国家的统一大业的先决条件这样的道理。于是通过特派官员来负责水利和屯田，以及推行盐法等手段来想方设法广积粮，以充实自己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古代，不仅只有朱元璋和刘邦这两位君主懂得储粮的重要性，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中央仓储的建设，而且也十分注重地方政府储粮。譬如汉代时，汉高祖七年，即公元前200年开始营建新都长安，首批重点建设工程就包括了太仓。除太仓外，中央直接管理的粮仓还有位于甘泉的甘泉仓、华县的华仓、左缴附近的细柳仓和嘉仓等。

　　中国古代粮仓中最著名的是隋唐时期的黎阳仓。隋唐之前粮仓大都处于地下，而在地上修建的黎阳仓表明中国古代粮食储存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黎阳仓是隋炀帝征战辽东的后方粮食物资供应基地，对隋军东征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隋朝广建粮仓，使大型粮仓数量空前增多，储粮之多也是空前的，隋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历代王朝除狠抓所谓的皇粮田赋入库外，还积极拓展其它的筹粮渠道。两宋时期就修建不同类型的仓库以开拓不同的粮食来源，当时的正仓又称官仓，其粮食来源主要是皇粮国赋；各州、县的义仓，主要是从官收的春秋二税中每石另收一斗储仓；常平仓的储谷主要是每年夏秋两季以略高于市价收购，其本钱由国家财政统筹拨付；广惠仓的仓米来源是官府对无人耕种的绝户田募人耕种所收的租谷；社仓主要为官府提供谷本，收“息米”，同时也通过劝捐和劝借的方式，面向富豪大户，筹措谷本。

　　对外贸易 宽进严出

　　为解决粮食问题，历代王朝基本上都采取粮食进出口贸易。但大多数王朝采取的是鼓励粮食进口、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唐朝就明文规定：“若蕃人须籴粮食者，监司斟酌须数，与州司相知，听百姓将物就互市所交易。”这规定的意思是说，少数民族政权若通过互市从唐朝籴入粮食，须先由当地互市监官员斟酌所需数量，并报告地方长官，才允许百姓携带粮食到互市进行交易。

　　有关史料表明，在对外粮食贸易中，明清两朝依旧延续了鼓励粮食进口、严禁出口的政策。尤其清朝咸丰年间，鼓励粮食进口、严禁出口的基本国策仍十分明显。为奖励粮食进口，清政府采取了如下优惠措施：1、进口大米，一律免税。2、对外商运来的大米，实行包运包销。3、鼓励民间出国贩运大米。为限制粮食出口，清政府还作了如下规定：1、在重要口岸增兵严查，防止粮食出境。2、规定出海商船须到官府登记，限制其随船携带口粮数。3、即使国内交易，须经海道买粮的，也要向官府领取护照。4、对私自运粮出境者，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条例，地方官失察也相应治罪。总而言之，历代王朝控制粮食出口，对于保证国家粮食储备、维护社会稳定及政权巩固，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抑制敌对势力、巩固边防更是发挥了十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朝历代无不把粮食作为安邦治国的重大问题，提上朝廷的议事日程，并加以重视和解决。而中国古代大凡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也无不把粮食问题看作是永保江山、长延帝业的重要治国方针，因此才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壮举，才有大汉帝国的四百年的社稷，才有唐太宗执政时的贞观之治，才有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江山，才有清朝的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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