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7日，中国仅有的三张转基因粮食安全证书全部到期，能否续签无人知晓，而转基因粮食商业化之路也遥遥无期。

     虽然每年进口以千万吨计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但在中国，转基因粮食是被禁止种植的。
 
 
　　用转基因水稻研发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的话来说，“非常漂亮的少女，在等待转基因批准的过程中，等成了一个老太婆。”
 
 
　　自1997年转基因棉花被批准种植以来，此后的17年内，再没有一种重要的农作物被批准在中国种植。
 
 
　　2014年8月17日是个重要的时间截点，这一天，三张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全部到期，这是中国仅有的转基因粮食安全证书，两张用于食用的转基因水稻，一张用于饲料用的转基因玉米。2009年颁发的这三张安全证书，曾经被转基因产业视为希望所在，转基因商业化的大门可能从此打开。而5年过后，不但商业化遥遥无期，三张证书也在无所作为之后过期。
 
 
　　当然，安全证书的拥有者可以申请续签。手握两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华中农业大学已经在2014年6月提交了申请材料。农业部的回应模棱两可：正在评审中，如果没有表现出安全问题会继续发放。但“发不发，什么时候发，要看评审过程的进展情况。”
 
 
　　整个业界都知道高层的表态：大胆研究，谨慎推广。只是，无人知晓“谨慎”的度在哪里。
 
 
　　这似乎暗示着，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处境比以往更糟。
 
 
　　政策不明朗，对转基因研发公司的打击更大。属于国内最早一批开展转基因技术研发的奥瑞金公司，甚至很难找到可以进行转基因试验的土地。
 
 
　　“只要说是安排转基因试验，地方上就像听说要种鸦片一样：转基因的东西，我们不能动！”奥瑞金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韩庚辰说。
 
 
　　欧盟耗资2.6亿英镑、支持了400个独立研究小组对超过50个转基因安全项目进行的风险评估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通过各国安全评价的转基因作物会对食品和环境安全造成比传统作物更高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转基因作物甚至可能比传统作物和食品更加安全。
 
 
　　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有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农业部、FDA等机构做出了类似的陈述。
 
 
　　再多的科学家和权威机构的背书也不能打消公众对转基因的疑虑。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林敏的话来讲，“舆论环境坏到不能再坏了。”
 
 
　　新挑战
 
 
　　在激进的反对派的语境里，转基因是一项邪恶的技术，致癌绝育、毒害土地、亡国灭种。
 
 
　　美国商业化这项被激进的反对者称为“邪恶”的技术已经有18年的历史，今天的美国有93%的玉米、94%的大豆和96%的棉花采用了转基因技术；70%－80%的市售包装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
 
 
　　“18年来，几十亿家庭长期食用转基因作物，并未发现转基因食物会导致疾病和其他问题，”生物学家、北京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在10月17日在一个武汉由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共同召开的转基因研讨会上如是说。
 
 
　　但人们担心的是，现在安全能代表50年乃至100年后安全吗？那些科学上无法查明的风险怎么办？
 
 
　　怀着对未知食物本能的恐惧的公众，在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当下，希望得到绝对安全的保证，但科学界给不了——绝对安全的食物并不存在。
 
 
　　当下的科学界给予的保证是，通过各个国家批准上市、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物和传统食物一样安全。
 
 
　　凯文·罗斯是第六代农夫，在祖辈传下来的位于爱荷华州的600英亩土地上，种植了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他留了一小块地给转基因甜玉米，供自家食用。在夏天玉米成熟的季节里，凯文的妻子莎拉会直接去田里掰几根玉米，她的两个儿子和哈德森和艾斯顿都非常爱吃。
 
 
　　收割季过后，莎拉会把玉米粒剥下来，放在水里，加一点黄油、一点糖、一点盐，在炉子上煮开5分钟，然后装到袋子里冷冻起来，她在冷冻室里留了两格给玉米，这样就可以吃上一整年。
 
 
　　在转基因技术的拥护者和最大的受益国美国，转基因产业也正面对一场棘手的挑战。
 
 
　　据一位华盛顿记者的介绍，在美国，有多达300个持转基因反对主张的团体。其中，多数团体并不是专业从事反转运动的，只不过反转的诉求和他们的诉求正好有相关性，比如提倡有机、主张动物福利，更多的是反对大公司垄断。在转基因这个产业上，大公司对市场的垄断尤为明显。
 
 
　　这些都对转基因产业产生了阻力。生物技术工业组织执行副总裁凯瑟琳·恩怀特举例，“在1996年至2002年间，农业部审批一个转基因作物只需要6个月。而2006年至今，时间拉长到2到5年。”
 
 
　　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协调员透露，这是因为反转团体不断提起诉讼，要求开发者回应各方的质询。
 
 
　　更让业界担心的，是要求对转基因贴标签的讨论和公投。
 
 
　　2012年，加州发起了强制转基因贴标示的公投，从此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对基因食品强制标注的热烈讨论。按照现行法律，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是实行自愿标示的，但没有哪位生产者会主动标示。
 
 
　　最后这项公投以失败告终，同样失败的还有2013年的华盛顿州的转基因强制标注公投。即使是对于富裕的美国人，荷包也决定了一切。加州的消费者不希望因为强制标示转基因产品，带来价格上涨。根据估算，如果对转基因产品实行强制标示制度，每个加州家庭每年在食品上的花销将增加400美元。
 
 
　　但另外有30个州紧随其后，也提出了针对转基因的法案。康涅狄格州和缅因州取得了有限胜利：当美国东北部的3个州都通过了类似法案，总人口超过2000万时，本州的转基因标示法案才会生效。
 
 
　　在转基因产业界看来，强制贴标签更像是反转团体的策略，目的是加强公众对转基因的不信任。为《纽约客》撰文的科学记者迈克尔也担心，这是为了“彻底禁止转基因技术”。他在文章中表示，虽然在美国，这样的事莽撞而徒劳，但它会影响全球科学家的研究。
 
 
　　好时光
 
 
　　中国的转基因界曾有过短暂的好时光。
 
 
　　2008年，转基因作为农业领域的唯一个项目，和大型飞机一起，进入了十六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这个重大专项计划在15年内计划投入240亿。这意味着，它将是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政府的目标很明确：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产业化整体水平和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此激励下，抗虫玉米、抗病毒小麦、抗除草剂玉米、抗旱小麦等转基因农作物相继进入环境释放或生产性试验阶段。
 
 
　　韩庚辰回忆，正是从那时起，奥瑞金开始加大对转基因的研发投入，每年几千万。在好的年景里，这占据了利润的一半。在差的年景里，几乎所有利润都会被投入转基因的研发。
 
 
　　韩庚辰将这项技术看成是农业的未来。他以前的东家先锋公司曾是种植业市场的老大，但在生物技术的浪潮中，被孟山都迎头赶上，在1999年被杜邦公司收购。
 
 
　　许多农民都喜欢新技术。在美国，转基因大豆只用了五年时间，就占据了90%以上的大豆种植面积。
 
 
　　凯文从爱荷华州大学取得农业专业的学士学位后，回到自己的农场，从事种植工作已经有16年。他希望把土地更好地传给下一代。因此，凯文不喜欢使用太多的农药和化学品，这既增加成本，又对土壤不利。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让他不必像父亲和祖父一样，花费大量的管理田间杂草，还能让他支持的保护土壤的免耕法变得更容易。
 
 
　　威斯康辛州的南希从事种植工作已经34年，经营着2100英亩土地。她种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小麦（小麦还没有商业化的转基因品种）。20年前，当她年轻时，要穿上特别的防护服，戴上手套和眼镜，才敢去喷洒各式各样的除草剂和农药。
 
 
　　转基因技术和农业机械化，让她的工作变得简单。只需要在监控室里，按下几个按钮，喷洒一种低毒而有效的除草剂草甘膦，就可以除掉所有杂草。对于那些具有抗虫基因的农作物而言，几乎不怎么需要喷洒农药。
 
 
　　纷纷扰扰的有关安全性的争论，几乎让人忘记了科学家们开发转基因技术的初衷：解决农业问题，而不是增加问题。
 
 
　　科学家们将抗虫基因引入农作物，是为了减少农药的使用；抗除草剂基因的引入，是为了让农民的田间劳作变得容易，也为了减少高毒性除草剂的使用；还有一些正在研究当中的特性，比如抗旱、抗涝等，是为了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也能种植农作物，减轻要养活到本世纪中叶全球近百亿人的耕地压力。
 
 
　　和传统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需要和杂草、害虫的抗性搏斗。自然界没有哪种生物会坐以待毙，抗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失败，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中所有问题的技术是不存在的。
 
 
　　正如生态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地球的法则》中所说，基因工程的反对者怀疑转基因生物会对生态带来破坏，这是合理的怀疑。因为所有作物都会带来生态破坏。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跟传统的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是带来更大的生态破坏，还是为生态做贡献？
 
 
　　根据英国咨询公司PGEconomics的报告，1996年至2012年间，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全球减少了5.03亿千克杀虫剂和2.03亿千克除草剂的使用量，除草剂和杀虫剂对环境影响下降了18.7%。
 
 
　　韩庚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从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取得了植物遗传育种的博士学位。虽然研究的是传统育种，他却选择了转基因技术作为自己的创业方向，创立了奥瑞金公司。他深信转基因技术的潜力，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虽然不是唯一的工具。
 
 
　　2007年，韩庚辰和农科院生物技术所合作，购买了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又在2009年购买了抗除草剂和抗虫玉米进行商业化开发。
 
 
　　虽然奥瑞金公司在成立十多年来，转基因技术没有为它带来一分钱利润，韩庚辰还是抱有信心，一直在用传统育种产业的收入补贴转基因技术的研发。
 
 
　　2009年，当转基因植酸酶玉米拿到安全证书时，奥瑞金公司在纳斯达克的股价翻了好几番，6个交易日内股价涨了300%。韩庚辰当时乐观地宣布，将在2年内商业化中国的第一种转基因玉米。
 
 
　　同样乐观的还有大北农公司，2010年成立的生物技术中心几乎照搬了国外大公司全套的平台和团队。根据公司的说法，在2010-2015年间，计划投资5-8亿元。对于相对弱小的中国公司而言，这是笔不小的开销。
 
 
　　但和安全证书一起到来的，并不是滚滚的利润，而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尤其是转基因水稻，拨动了公众脆弱的神经：为什么要13亿人当小白鼠？虫子不吃为什么要给人吃？为什么只有中国热衷于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失落的五年
 
 
　　情势急转直下。
 
 
　　2012年9月，法国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发表论文称，用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大鼠致癌。
 
 
　　虽然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否定了转基因玉米致癌的研究结论，杂志也撤下了这篇论文，因为试验方法存在重大瑕疵和证据的不可信，但借助网络的力量，转基因致癌论仍然传遍全球。
 
 
　　从1998年至2014年的16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研究论调面世。虽然它们其后都被学术共同体或权威机构所推翻，但坏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没人记得严肃无趣的学术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论、不育论、基因污染论、不可知论却能传遍整个网络世界。
 
 
　　至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降至冰点以下，也因而左右了官方的态度。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统计，2013年，转基因重大专项经费缩减至4亿元，而在高峰期这个数字是20亿。
 
 
　　转基因的品种审定办法在此后5年里都没有出台，农业部也没有再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还需要通过品种审定，才能进入商业化生产。
 
 
　　实际上，奥瑞金公司买下的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的抗除草剂大豆已经完成生产性试验，提交了安全证书的申请。“前面没有路了，”韩庚辰说，“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生产销售，3年，5年，哪怕是10年，都好说，可以计划。”
 
 
　　对转基因这种应用型的技术而言，自负盈亏的商业公司一向是研发主体。转基因的研发极为耗时、耗钱。按照韩庚辰的估算，科研机构投入1块钱研发费用，商业公司就要投入100块。
 
 
　　科研机构的实验室想验证基因的有效性，只需要30-50株量级的转化和试验。而想要挑选出能用大规模应用的植株，公司需要进行3万－5万株植物的转化和试验，每一个产品的开发费用以亿计算。
 
 
　　转基因的巨头孟山都在2013年度投入的研发费用是1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93亿。
 
 
　　不能商业化，奥瑞金和大北农等种业公司在过去几年里投入转基因研发的数亿人民币，将颗粒无收。
 
 
　　作为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国和进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弥足轻重。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北亚区总监狄翠山表示，中国官方和公众对转基因的负面情绪让他很担心。
 
 
　　对中国产业界，这是停滞不前的5年，而美国转基因业界则是话语权旁落的5年。
 
 
　　生物技术工业组织执行副总裁凯瑟琳·恩怀特发现，自2007年以来，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转基因的反对者发表了很多让人害怕的消息，而生物技术行业并没有做出反击。虽然在美国，转基因的反对者并非主流，但坏消息天生能获得更多关注，对产业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终于，强大的美国转基因产业开始反击。
 
 
　　2014年，美国农业部邀请了全球超过50家媒体考察整个产业。根据美国农业部新产品及农业技术部门艾德·波特的说法，这不是一种推广活动，而是为了让人们知晓真相。“人们有权利知道事实的真相，而不是网络上的谣言。”
 
 
　　凯瑟琳·恩怀特建立了一个GMOanswer网站，有80位科学家和20多位公司从业人员作为志愿者，回答几乎所有关于转基因的问题，“我们本该在20年前就开始这项工作。”
 
 
　　莎拉、南希一行四人，应大豆出口协会之邀跨越了太平洋。在2014年9月的北京，与中国消费者进行了三场小规模的对话。
 
 
　　在东二环的一座写字楼里，身着白色丝质衬衣，留着中分长直发的莎拉·罗斯面对消费者侃侃而谈：她为什么要种植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技术给她的农场带来了什么变化，她和她的家人会不会食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正如她这近年来一直告诉美国消费者的一样。
 
 
　　“作为第六代农民，我们努力让农场的土壤变得更加健康肥沃，而不会做危害它的事，因为我们想把家族的事业延续下去。”
 
 
　　在这场小范围的对话中，莎拉带来了不少照片：她和先生凯文·罗斯以及两个可爱的儿子站在绿油油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田里，美丽健康，没有癌症，也没有生育问题。
 
 
　　得利者和失意者
 
 
　　虽然争议声一浪高过一浪，新技术还是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得以在全球扩张。
 
 
　　目前，全球有12%耕地被用于种植转基因作物，27个国家的1800万个农民在使用这项技术。
 
 
　　“国内的反对声音只有一个作用，阻碍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发展，”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林敏说。
 
 
　　在产业化停滞的这些年里，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产业竞争力上，中国和跨国公司的差距又开始拉大。
 
 
　　上世纪末，转基因抗虫棉拯救了因棉铃虫而几近绝收的中国棉花产业。最开始是孟山都公司抗虫棉一统天下，国产抗虫棉产业化后，占据国内90%的棉花市场，孟山都公司退出中国市场。
 
 
　　美国在大豆和玉米的转基因技术上已然非常成熟，抗虫水稻曾被认为是国人突破的希望。它的研发者张启发说，早在2001年，抗虫水稻的技术就已经成熟，“应该出去了”。然而，在2009年申请到安全证书后，因为国内一直没有出台转基因的品种审定方法，抗虫水稻还是无法商业化。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不无遗憾，“如果转基因水稻可以早一点商业化，也许国内转基因产业的全球性公司已经出现，机会丧失得太可惜了，当时的技术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他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水稻可以为农民减少80%的农药的使用，带来6%的产量增加。
 
 
　　哪怕是在13年之后，各国已经加大了对转基因水稻的研发投入，业内还是认为，华中农业大学开发的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是非常好的产品，在国际上仍然极具竞争力。
 
 
　　中国本来可以走一条更加高级的道路，有自主研发的技术的产业化之路。但面对遥遥无期的商业化之路，本就不强大的中国公司开始退却。
 
 
　　在过去的五年里，奥瑞金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投入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公司每年或亏损，或微利，勉力运转，股价已经从从高峰期的10美元降至如今的2美元。韩庚辰表示，奥瑞金以后将会缩减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不会再启动新的转基因项目。
 
 
　　大北农公司生物技术中心的吕玉平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说，“如果当时社会对转基因的态度像现在一样，大北农不一定投入这么多。”
 
 
　　北京大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饶毅认为，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结果，只能是减慢我国新兴的技术开发。在本来不领先的情况下，减慢技术发展无异于产业自杀。
 
 
　　反观美国，已经有52.3％的大田作物是转基因作物。根据美国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制造商协会的数据，在市场上销售的70%－80%的包装食品还有转基因成分。
 
 
　　美国对转基因的开放态度，固然造就了全球的种业巨头孟山都，但南希这样的农民也是受益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希家的农场不怎么挣钱，她不得不外出兼职以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不是政府的补贴，南希几乎要失去她的农场。直到2000年，市场变好了，价格上升，产量也在增加，农场才开始挣钱。
 
 
　　“我们农民的收入相当于工程师，商店老板。所以我们足以享受自己的生活，度假，买漂亮的衣服，每四五年换辆新车。即使买不起梅赛德斯、宝马、凯迪拉克，但是雪佛兰，别克、斯巴鲁还是买得起的。”南希透露。
 
 
　　在转基因的产业竞争中，中国不仅仅落于美国，也落后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阿根廷。
 
 
　　虽然没有自己的技术，阿根廷、巴西和拥有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合作，采用专利授权的方式，付给跨国公司一定的专利费，农民得以种植新研发的转基因种子。
 
 
　　在转基因反对者的版本里，阿根廷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经济崩溃。但是根据阿根廷生物技术信息与发展委员会2011年发布的报告，15年内，转基因作物对阿根廷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总共创造的职位数目估计超过180万个，为阿根廷带来了726.46亿美元的毛收益。
 
 
　　其中，阿根廷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来自卖到中国的转基因大豆。中国虽然在本国转基因产业发展上停滞不前，却不能阻挡转基因产品的进口。2013年，中国一共进口了大豆634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其中超过90%是转基因大豆。
 
 
　　就连一向对转基因持谨慎意见的欧盟都松动了，开始反思因贸易保护拒绝转基因技术而失去的产业机会。
 
 
　　正如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大臣欧文·帕特森去年在瑞士洛桑研究所的一次演讲所说，“欧洲正在错失良机。欧洲在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的版图里只占据不到0.1%的面积。当其他国家都在抢先种植转基因作物，并从新技术中获得收益时，欧洲正在冒着被甩在后面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