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2002年《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文件出台至今，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施行已有12年，却面临执行难的多重问题。问题背后，则是政治、科学、经济的多重博弈。

　　规定　零容忍 中国版本“最严厉”

　　“我们要求明确标注，并不是要反对转基因，也不是针对某一家企业的产品。”8月15日，云南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思龙在微博上公布了反对“转基因食品标识不显着”行动，旋即获得数十名律师的联名支持。

　　“我们的诉求就是标识应该明显、醒目，但实际情况是，很多超市里的转基因食用油标识非常不明显。而且我们调查发现，现在标注转基因的食用油比前两年还少了，这让我们担忧，到底是转基因的油少了，还是它们不标了？”许思龙指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中，都规定转基因食品应该在产品标签的明显位置上标注。

　　对于许思龙等律师的维权行动，民间不乏赞誉之声，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今日，“转基因”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技术语汇，无疑加重了公众的疑虑。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转基因危害健康”谣言，让公众“谈转基因而色变”。

　　在此背景下，要求“知情权”成为消费者顺理成章的诉求，“知情权”甚至升格为某种拥有政治意味的词语。许思龙表示：“转基因的安全性虽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不涉入这个话题，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消费者知情权这个问题，消费者买不买，是他自己选择的问题。”

　　要求转基因产品标识，也并非中国特有的规则，诸多欧洲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都有相应的标注规则，如俄罗斯相关规定，含量超过0.9%转基因原料的食品必须加带标识；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售的转基因食品，无论是整件食物，还是只用于食品加工的材料之一，如果添加的基因材料或蛋白质会存在于最后的食物中，必须获得转基因情况证明。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于转基因标识的管理制度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因为国外要求转基因产品标注的同时，往往会规定转基因原料在产品中的比例阈值（yù zhí，指的是触发某种行为或者反应产生所需要的最低值），超过阈值才需标注。而我国的相关规定并未对转基因原料在产品中的比例进行规定，也就是“包含既标注”，这一强制标识制度被称为“零容忍”或“0阈值”。

　　标准　　不统一 至今无科学依据

　　看似严格的“零容忍”政策，却是政策漏洞的发端，无论是研究转基因技术的科学界，还是涉及转基因产品生产的企业，都曾对“零容忍”政策发出过质疑。中国水稻研究所生物工程系教授王大元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零容忍”标识法在事实上不可执行。

　　“中国的转基因标识法采取了零容忍政策，看起来是全世界最严厉的了，但实际上这有点糊弄那些反转人士。”2014年7月，王大元撰文《转基因标识法的尴尬》，指出转基因标识存在多种问题。

　　王大元指出，目前诸多食品均含有转基因成分，如软性饮料多含有转基因玉米成分，但这些产品从未标注“转基因产品”；而无糖食品中常使用的甜味剂阿斯巴甜，也是由转基因大肠杆菌发酵而得，亦从未有人要求对阿斯巴甜做标识。

　　即便增加对转基因成分阈值的规定，转基因标识也存在无科学依据的问题，“欧盟的0.9%、日本的5%、韩国的3%以及中国的零容忍。这些标识的根据是什么？为何你要0.9%，他要5%，没有一个科学家说得清楚。”

　　尤其在转基因产品日渐渗透到公众日常生活中后，转基因产品标识其效力越来越低：“反转者可以选择不买标识有转基因的大豆油， 但饭店或单位的食堂都是用转基因大豆油炒的菜，猪和鸡也是吃转基因大豆饲料喂肥的，难道你到饭店去吃饭时，服务员端盘子上菜时还要嚷一声，‘转基因鱼香肉丝一盘’？”

　　在许思龙看来，科学技术上的争议，不能掩盖消费者“知情”和“选择”的权力，而采取“零容忍”的规定，正好可以解决标准不统一的尴尬：“只要有检测技术，检的出来的就要标。而且除了检测标准，还要从商品的原材料追溯入手，从各种材料的进货渠道进行监管，有转基因的原材料，成品就应该标注。”

　　原则　　易误导 涉嫌不合理歧视

　　在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人群中，还有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同样拥有广泛的支持者–不是如何标注的问题，而是压根不应强制标识。

　　反对转基因产品强制标识者的一大有利论据便是，一向走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前沿的美国，至今不要求强制转基因标识，采取自愿标识政策。这一事实在着名媒体人崔永元的表述中，是“美国人稀里糊涂地吃了17年转基因”。

　　转基因标识容易产生误导，是美国拒绝转基因强制标识的一个主要原因。据媒体报道，国际食品信息委员会国际关系副主任安迪?本森曾解释美国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于食品标签的原则：“标签不应该造成对已经证明是安全的食品的不正确的负面理解，标签上的所有表述都应该公平、开放并且得到大众的正确解读。”

　　FDA表示，没有发现证据显示转基因食品“不同于其他传统食物，或者新技术开发的食品比传统育种植物有更大的安全问题”。既然通过转基因生产的食物和传统食物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就没有给转基因食品贴标签的必要，该原则被称为“实质等同”。

　　这也是公众认识与科学观点最大的鸿沟所在–在公众眼中，转基因的安全性仍然未知，乃至在主流媒体中，也常常见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争议”的字眼。

　　至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等权威科学机构称转基因作物“是有史以来进入我们食物供应的最为彻底测试的作物”，只会被看作科学怪咖哄骗公众的又一大例证。

　　而在鸿沟填平之前，消费者很难想象，转基因标识与转基因安全没有任何关联，一种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的观念是：转基因产品之所以被标注，是因为它们的质量比非转产品差。

　　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担心，这种消费者观念上的误区，导致转基因产品受到市场歧视，甚至被迫从市场退出，其最终的受害者，仍会是消费者本身。

　　“转基因标注最大的问题是变相歧视。试想，如果有人讨厌河南人，要求所有食品都强行标注制作人是不是河南人，你会同意吗？”科普作家袁越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描述了转基因标识制度的不可行，其核心仍然是标识制度给消费者带来的负面引导，“目前已经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没有任何安全问题，强行标注的话会让老百姓认为这种成分不安全，拒绝购买，从而给开发商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久而久之，转基因的研发动力就没有了，这就是欧洲面临的情况。”

　　有趣的是，支持转基因标识的消费者，并不会要求产品中标注原材料喷洒了农药或使用了化肥。

　　成本　　增成本 消费者为选择付费

　　在诸多反对或支持转基因标识的观点中，一个因素往往会被忽略–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势必带来产品成本的提高。

　　2014年4月，美国农业科学与技术理事会发布名为《美国基因工程食品强制标识的潜在影响》的调查报告，从法律、经济等多个角度调查了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带来的影响，报告中指出，虽然信息丰富有助于消费者根据惯有喜好进行选择，有机食品和非基因工程食品为有成见的消费者提供了信息和选择，但它们往往比传统食品更昂贵；强制标识也会带来多方面的成本。

　　有机食品的高成本，来自于其低产、有隔离成本以及在买卖过程中证明其可靠性的各种测试、认证和追溯成本。例如，近年美国非基因工程玉米和大豆的生产商所接受的价格，要比传统商品生产商平均高出15%。

　　强制标识也会带来成本的提高，除了原材料的追溯成本外，标识带来的市场影响，也是企业最为担忧的。美国农业科学与技术理事会指出，食品生产商可能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替换原料以降低转基因成分，但使用非转基因原材料的成本，最终还将由消费者承担。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未必是那些喜爱有机食品，愿意付出高价的中高收入者，而是那些原本有更低廉商品可以选择的低收入人群。

　　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议，并非所有“挺转派”都反对转基因标识，英国着名科普作家马克?林纳斯便认为，推广转基因标识，很有可能成为公众认同转基因的“钥匙”。

　　“正因为这个行业全线防守以避免告诉人们哪些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所以人们越来越害怕转基因，这有可能是史上最糟糕的公关策略。”马克?林纳斯建议，转基因标识应以国家层面强制运行，涉及所有行业，需要排除对健康和安全问题的暗示，而且应该包括糖、油等一系列衍生品，这就意味着“货架上80%的食品都要标识”：“神秘萌生恐惧，熟悉带来接受与理解。一旦消费者熟悉大多数食物里都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事实，他们会意识到，这项技术是安全的，它可以提供一些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