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遇到利益并受利益的主导时，科学发现真理、造福社会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

　　长期以来，科学被赋予了不可抗拒的真理地位。正如上帝不会直接与信徒沟通，科学也不会自己发言，科学话语的权力掌握在科学家手中。当科学界对某个议题有争论时，就会有人祭出“主流科学家”的说法，抢占话语权。

　　在现实中，科学家也是具体的人，摆脱不了与利益的纠葛。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科学家，哪怕是“主流科学家”都是圣徒，也没有理由确信科学只被用来造福社会。这与尊重科学和科学精神一点也不矛盾。

　　科学家与利益集团

　　种族主义对于人类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但不能否认，有人为种族主义找到了科学依据，其中优生学、遗传学等领域的研究就扮演了积极角色，以至于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优生学、遗传学在某些国家被定性为“纳粹科学”而禁止。虽然可以说优生学、遗传学本身是无辜的，但相关的科学工作者并不无辜。

　　利益集团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而滥用科学的现象，在纳粹之后就消失了吗？在我看来，它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利益集团的性质有了改变。先来看一个有名的案例。

　　美国化学家、结构生物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1901~1994)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历史上，两次获奖只有4人，而且其他3位都有与他人分享的情况，唯独鲍林是独自一人两次获奖。因此，鲍林在科学界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鲍林的后半生却饱受争议，因为他晚年大力鼓吹维生素C。

　　1970年，鲍林出版《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认为每天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1979年，鲍林与外科医生卡梅伦合作出版《维生素C与癌症》一书，称每天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对治疗癌症有效。1985年，鲍林又出版《这样才能长寿与健康》一书，继续鼓吹维生素C。1992年，还与他人一起发表论文宣称维生素C可以治疗心脏和血管的各种病症。

　　我们如何理解鲍林几十年内不遗余力地支持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换一个角度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内容。1933年，瑞士化学家赖希施泰因最早实现人工合成维生素C，1934年罗氏制药购买了这项专利。但是，维生素C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直到《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畅销才出现，维生素C的价格迅速上升，从1973年每公斤4美元上涨到1993年的每公斤18美元。生产维生素C最大的垄断企业就是罗氏制药。作为回报，罗氏制药每年向鲍林的私人研究所捐赠一笔资金。

　　1994年，鲍林去世，医药利益集团便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游说国会，希望将维生素等营养剂划为处方药。我们看到一个滑稽的现象，当初鲍林大肆鼓吹维生素C的疗效时，医药利益集团希望把维生素C作为保健品，因而可以大量销售；在鲍林去世后，由于失去了强大的权威支撑，医药利益集团就想要把维生素C列为处方药。

　　维生素C没有成为处方药，由于不再需要顾忌鲍林的声望，美国政府开始运用反托拉斯法对付操纵维生素C价格的“卡特尔”。维生素C的价格跌到每公斤2美元多，罗氏制药也卖掉了维生素C生产线。关于维生素C神奇功效的宣传如今也烟消云散了。

　　世人对鲍林的盖棺论定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化学家之一，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这样的成就是不是足以称为“主流科学家”呢？那他与医药利益集团的关系是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呢？

　　转基因利益集团浮出水面

　　当老问题还没有走远，新一波科学与利益集团的紧密结合又开始了，这便是以转基因科研工作者与大型企业的联姻。

　　科学在转基因问题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妙。当年鲍林与医药企业的关系是比较直接的“科商联合”，由于太过明显，目前已较少被采用。而且鲍林式的“科商联合”的最终破产与美国政府的介入有关。从美国的情况看，政府被拉进转基因利益集团，形成“官商科”三角联合。首先，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影响政府的科学发展政策和方向；其次，企业借助基金会或直接安排经费引导科研方向；第三，对一个科研成果，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只强调它的好处，而忽略或掩盖它的害处。由此，“官商”联合彻底决定了科研发展方向，“科商”一体决定了科研成果，“官科”联手主导了媒体舆论。

　　在“科商联合”中，科学或科学家的地位还比较显眼，但在“官商科”的三角联合中，科学或科学家的作用下降。

　　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存在吗？可以说“官商科”为了共同经济利益而联姻的现象在中国的转基因领域已见雏形。但这个领域充满神秘色彩，局外人还难以看清，比如2013年有61名院士联名给高层领导写信，呼吁国家支持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子。但这61个人都有谁，却成了秘密，至今无人知晓。

　　我们只能指出几个令人生疑的事实：其一，转基因研究领域得到了大规模资金的支持，在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十一五”规划中，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是16个重大专项之一，总预算超过240亿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二五”规划对常规育种的政府投入仅有1.8亿。

　　至于其他渠道流入转基因领域的支持资金则没有权威的数据；其二，有人质疑，国内转基因领域，包括科研领域和农业主管部门中，有不少人曾接受过孟山都的培训或者在孟山都工作过；其三，一些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兼有商人身份，比如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张启发就曾任一家名为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于2005年注销)的CEO，另外，科技人员参与企业经营有很多方式，公众未必能够了解。

　　还有一个略显怪异的现象，如今早已不是耻于言利的时代，转基因利益集团却从不谈利益，只谈科学，企图把转基因问题完全纳入科学话题体系，利用科学的权威以达到排斥外部批评的目的。可是他们也喜欢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表达方式(与科学的客观和公正色彩截然对立)，比如根据张启发透露，在61名院士给高层的联名信中就说，“推动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不能再等，再迟缓就是误国”。他们只有在被直接逼问，无法回避的时候，才会承认“有利益，很正常”。

　　他们把持了关于转基因的舆论，把一些虚假的信息制造为共识。例如，转基因利益集团宣称转基因农业能够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唯一出路。但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谎言，文佳筠博士及其合作者将北美转基因作物地区与西欧传统农业地区在过去50年中的、和油生产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转基因作物并没有产量优势，在过去的25年中，北美转基因作物区的粮食产量增幅小于西欧。该成果已于2013年发表在《农业可持续国际期刊》上。但这样的科学研究无法成为舆论的主流，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西方国家科技发展史上已有很多案例显示，当利益主导成为科学研究的核心，民众的健康和安全就会沦为次要位置。当科学遇到利益并受利益的主导时，科学发现真理、造福社会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在关系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食物问题上，我们绝不希望看到由经济利益操控的“官商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