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报告显示，阿根廷是美国和巴西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生产了全世界生物技术产品的15%。种植面积约为排名第四的印度的2.24倍，是中国的6倍。

    同时，阿根廷也是2011年世界上种植了具有复合性状的转基因作物的12个国家之一。据2010年数据，全球11个种植了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中8个为发展中国家，而阿根廷在全部11个国家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

曾推进转基因农业革命

    阿根廷是世界上第二个掀起大规模推进转基因农业革命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暴发，阿根廷背负巨额外债，通过农产品出口还债，被认为是阿根廷农业转基因化的主要原因。

   在2005年，当时的阿根廷已走过了10年的转基因之路，单从经济收益上看，农产品出口所得共计200亿美元，并增加了国内100万个就业机会。而据2011年7月的新数据，在2010/2011年的种植季节里，阿根廷转基因品种的种植面积已达到2280万公顷，同比增长15.5%；且几乎所有的大豆种植面积都种植了转基因品种，玉米总播种面积的86%和棉花总播种面积的99%，都为转基因品种。

   现在的阿根廷在全球的大豆和玉米市场上已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与美国相同，阿根廷的转基因农业也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但是，阿根廷却不具有转基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所有的种子和技术均来自美国，确切地说，来自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

监管措施分阶段而治

    作为一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阿根廷在该领域的生物技术研发和产品国际贸易方面，可以算是走在世界前列，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监管体系。其中，农畜渔食秘书处（SAGPYA）是该国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主管部门，也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最终决策机构。审批程序有环境释放的审批，生产性试验和产业化种植的审批。

    阿根廷意识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法律监管涉及点多、线长、面广，需要多个机构共同参与，监管主体的协调程度，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监管的绩效。于是，在阿根廷设立的体系中，采取了每个机构分阶段管理的模式，即在转基因作物的实验研究阶段、环境释放阶段、生产性试验阶段和产业化生产阶段，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从实践运行来看，各监管主体组织结构健全、权责划分明确、分工得当、协调适度，正是其保证了阿根廷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法律监管体系的有效运行。

    总体来看，阿根廷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审批条件和程序，一种转基因作物要想获得产业化的批准，至少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其一，通过农业生物技术咨询委员会（CONABIA）的环境风险评估，获得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许可；其二，符合全国农产品健康和质量管理部（SENASA）关于食品安全评估的规定，产品被证明是安全的；其三，经国家农业食品市场部（DNMA）的市场分析，得出该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将对阿国际贸易产生利大于弊影响的预期；其四，获得农畜渔食秘书处的最终批准后，在其下设的国家种子研究所（INASE）进行新品种登记。

利益促使产业化进程加快

    阿根廷曾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许可转基因作物进行环境释放或产业化生产的决定，包括大豆、玉米和棉花三类作物。在1996年至2009年十几年间，先后许可了实施产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包括：品系为40-3-2的大豆；BT11、GA21、NK603 MON810、NK603 TC1507等品系的玉米；MON1445 MON531等品系的棉花，且从中获益不菲。

    以转基因大豆为例，据测算，1996年到2005年十年间，转基因大豆的种植为阿根廷国民经济贡献了197亿美元，其中农民获益153亿美元，占总收益的77.4%，种子和除草剂供应商获得18亿美元，税收26亿美元进入阿根廷国库。截止到2011年，阿根廷最大的收益是转基因玉米，其种植面积增加了大约90万公顷。

    阿根廷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陷入严峻经济危机之时，开始从孟山都公司引进转基因大豆的。随之带来的丰厚收益使得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在阿迅速普及。但与此同时，很多小规模种植的农民对于转基因大豆产生的社会影响却表示担忧。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因直接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受益，而是从将土地出租给别人进行大规模商业种植中获利。长远来讲，这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小规模农民的收入依赖别人，而且其农业技能和生产力趋于丧失。这是阿根廷在此领域种植业迈出的脚步不断加快的同时，该为之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