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内外粮食价差持续扩大，去年以来形势尤为严峻。国内粮食面临很大的进口冲击压力，出现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这引起公众和高层的高度关注。找到应对方式成为“三农”政策届当前的急迫课题。

　　不过，中国农业大学[微博]校长柯炳生在前述论坛表示，过去，高层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如今，在应对策略上意见出现了分化。

　　“国务院开常务会，部长们意见也不一致。现在至少三个观点。”陈锡文表示，两种主要的意见是扩大粮食进口和加快转移农民，发展规模经营。还有一种观点是他自己的。他认为，若采取前两种手段，这个过程中增加的经济利益可能远远弥补不上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主张，通过发展土地托管等社会化服务，实现小农状态下的规模经营，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

　　当下，中国主要农产品(15.50, 0.00, 0.00%)，价格全面大幅高于国际市场。陈锡文在会上披露，今年6月，若按照配额内1%的关税，中国批发市场上的晚籼米比泰国进口的同品种完税后高51.8%。小麦比国际市场高56.6%，玉米高65.3%。价差已经非常巨大。

　　但陈锡文表示，中国对配额外的谷物进口有65%的高关税保护，“进口大米加上关税就比我们贵了。当然，距离65%也不远了。”他称，既要有信心，也要有紧迫感。

　　不过，东方艾格分析师马文峰告诉财新记者，实际上，在南方沿海销区，如果加上国内运输成本，即便在配额外进口，价格也更为合算，这种状况已经持续约半年时间。据他统计，上周，算上小麦、玉米、大米、大麦和大豆的国内粮食总体价差率为国际价格的47.09%，保持高位，环比略有所下滑。

　　大幅价差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进口大增。去年，算上7140万吨大豆，中国粮食进口超过1亿吨。陈锡文说，进口大豆是因为供给上满足不了，不得不进口。而进口2000多万吨谷物等其他粮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国外的价格差。

　　今年，进口继续扩大。前六个月，谷物进口量同比增长66.5%。与此同时，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粮食库存，玉米过剩最为突出。库里堆不下、临储玉米卖不出去，成为国家有关部门以及黑龙江等主产区最头疼的问题。一位专家透露，有行业搞储备的甚至最希望下大雨把粮食烂掉，“一烂掉就解决这个问题”。

　　价差成因复杂

　　当前中国主要农产品显然在世界上缺乏竞争力。不过，陈锡文不赞成将价差形成原因笼统归于中国农产品缺乏竞争力，“要对各种原因和权重展开分析”。

　　他解释，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的现象实际上出现时间并不长，大约是从2012年秋天开始到2013年夏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这种国内外主要农产品价格明显倒挂现象。这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并不高于国际市场。

　　陈锡文认为，有四方面原因导致了大幅价差形成。一是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价格的提高。从政府最低收购价来看，今年价格没有继续提高，若拿2014年价格同2011年比较，早籼稻的价格提高了32.4%，中晚籼稻价格提高了29%，粳稻提高了21.1%，小麦提高24.2%。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提高了13.1%，大豆临时收储价格提高了20%。“它对价格倒挂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是国际市场价格下跌。他表示，今年6月，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同2011年初高点相比，下跌了40.4%。小麦下跌了39.3%。玉米价格比2011年5月下跌了49.3%，大豆价格比2012年10月下跌了39.2%。国际市场价格下跌的幅度超过了同期国内粮食价格提升的幅度。不过，据财新记者了解，近年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由于政府托市收购，处于平稳上升状态。而2011年上半年，全球农产品价格达到历史高点。

　　另两个原因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以及能源价格暴跌引起的海运价格暴跌。2006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了25%。同时国际海运价格大跌。2005年7月，从美国奥尔良港出港的粮食运费每吨是138美元，但上个月只有34美元。一吨大豆，仅汇率和运价，进口成本就和当时相差一千五六百块钱。

　　他认为，后两个原因和农民没关系，“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并要分析当前全球经济这种态势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

　　不过，在与会的柯炳生、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看来，必须加强对农业劳动力成本变化的认识，其对农业产业格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

　　黄季焜曾告诉财新记者，劳动力实际工资从2005年以来以年均8%左右的速度增长，耕地租金2008-2013年间在东北和华北分别提高了51%和70%。“物质(可贸易品)成本变化是全球性的，但劳力和土地(不可贸易品)成本变化是国家内的，是决定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因素。”

　　“这种上升趋势今后十年将更为明显。”黄季焜称。也就是说，在一些领域，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丧失，并非是阶段性的。

　　陈锡文介绍，现在有两种主流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中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棉花、糖这样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上明显不具备竞争力，财政出钱得不偿失，应该减少对农业补贴，让国内价格降低至国际价格，由此导致的供需缺口，可以进口解决。

　　据财新记者了解，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于改革补贴制度、更多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培育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观点。他今年便曾表示：“以色列、荷兰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下，没有粮食自给率的包袱，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农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农产品价格竞争力很强。但我国由于对粮食自给率有特殊要求，大量土地资源配置于缺乏比较优势的粮食生产，使按价值量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难以提高”。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业之所以没有竞争力，众所周知是因为规模太小。应该采取各种各样措施，使更多农民离开土地，发展大规模经营，提高竞争力。

　　陈锡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是针对现实提出的破解办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农业对于任何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关系诸多农民生存发展、关系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他看来，中国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而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短期内很难改变小农户为主的局面。

　　“制订农业政策必须既要考虑保证供给，又要考虑国际市场的竞争关系，更要考虑我们还在农村居住生产生活的六亿多农民怎么办，离开这一点再好的经济政策都不好用。”他说。

　　同时，陈锡文表示，纯粹靠扩大耕地经营规模实现规模经营，过程持续性非常长。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省，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为此花的代价也是不得了的”。结果是扩大了，有的甚至扩大了一倍。但日本扩大一倍也就是从户均一公顷到两公顷，“两公顷的规模跟人家比什么？还是没法比。”

　　他由此主张，不能在流转土地一棵树上吊死，要采取别的办法来提高规模效益。山东等地已经发展出一个好办法——“不流转搞规模经营”，即采用托管模式，小农户将土地托管给山东供销社系统、邮政系统以及农业部门的技术推广体系等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集中耕种。“以扩大服务规模这种形式来弥补土地经营规模的不足，用这个长板去补土地规模短板，从而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陈锡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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