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粮价大幅下落过程中，中国粮价并未受到过多影响，粮价仍然居于高位。中国粮价的上涨与国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次便是生产资料成本，成本不断增加，粮价自然上涨。

　　托市政策与生产成本促粮价上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员丁志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际粮价下跌的背景下，中国粮价的坚挺离不开我国粮食托市政策强有力的支撑，区别其他国家，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大，有部分人群主要靠务农为生，粮价的上涨就意味着务农者收入的提高，因此国家出台不少政策扶持，出于保护农民利益，近几年来我国粮食收储价格逐年提高，粮价也因此逐渐水涨船高。

　　“这一两年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都有较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工资水平在上涨，农民的用工、农业的用工成本也在上涨。随着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农业投入比重相当大的物资都是石油产品，如化肥、农药、薄膜等，从这个角度去讲，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上涨，要求粮食价格不上涨，这是不可能的。”丁志德告诉记者。

　　中国是粮食种植大国，在国际上中国粮食生产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14年，我国粮食产量已实现了十一连增。但从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量13.6782亿来看，我国粮食产量并不能满足人口对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加是粮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自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每年都在不断增加，但人口的激增，使得粮食的需求量不断扩张。目前，我国农田基础设施方面不够完善，粮食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单产水平较低，粮食产量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大打折扣。再加上近年来环境的污染、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减少，进口量的减少种种因素都使得我国粮价不得不上一个新台阶。”丁志德告诉记者。

　　丁志德预测，后期我国粮价在控制好进口量的基础上，粮价还会迎来小幅上涨。丁志德表示，消费者对粮食价格下跌不要过于期盼，总的来说，粮价的上涨要好于下降。粮价的上涨说明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售粮利益得到了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高，保证种植面积，为粮食安全打下基础。

　　“粮价上升受多方因素影响，粮价在国家严控范围内小幅上涨是可以的，但上涨过高就不是好现象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城镇化研究员李晓鹏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有关分析人士指出，国家调控范围内单纯的粮价上涨是有益于农民收益的增加，脱离可控范围内的上涨就不一定了。

　　粮价波动过大不利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李晓鹏表示，粮食价格关乎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粮食需求庞大，在有限的耕地条件下，粮食供需一直呈现偏紧的状态，如果我国粮价过高，将会拉大我国粮食价格与国际粮食价格的差价，出于相对收益考虑，我国农副产品生产商必定选择较多进口粮，进口粮一多必定会挤压中国粮食市场，过高的粮食价格不利于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作为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过高的粮食价格必定会影响人民生活。李晓鹏表示，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会导致面粉、食用油等副产品价格的上涨，还会带动畜禽类产品价格的上涨，进而导致国内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

　　李晓鹏举例，“在1994—1995年间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了肉类及其制品价格上涨了41%，禽类及其制品上涨36%，因此粮价的上涨会直接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粮食价格在CPI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粮食价格的上涨必会促使我国CPI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严重的通货膨胀会降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因为两者互为因果关系，通货膨胀反过来对粮价上涨也有一定的影响，通货膨胀提高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因此粮价也进一步提高。”李晓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江苏农委农业局马德云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粮价过快上涨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粮价过低或持续下降也无益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粮价过低，就会直接促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下降，从而带动产量下降，而粮食是国民经济发展稳定的基础。

　　马德云表示，粮价过低或持续下降也为之后粮价的上涨埋下了伏笔，当粮价低到一定点时，会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因此迎来的将是粮价又一轮上涨，这种上涨不排除恶性上涨的可能。因此对国民经济发展来说，粮价过低也不是件好事。

　　平稳粮价需从多方面入手

　　粮食价格的上涨从根本上讲还是粮食产量决定的，我国对粮食的需求量是刚性的，所以无法通过控制粮食的消费来降低需求。因此，增加粮食产量是平稳粮价的基础。

　　“在增加粮食供给量上，首先需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完善是我国粮食生产得以进行的基础，在较好的农田水利设施保障下，农业生产的抗灾害能力较强，在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时，可以保证粮食的保收量。”丁志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我国粮食种植面积仍然有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对粮食播种面积保护仍面临严峻的挑战。

　　丁志德表示，有效的耕地面积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基础，政府应该继续实施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尽量增加耕地面积。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同时还需不断提高耕地质量，提高低产耕地的使用率，并在有限的耕地上合理地分配粮食播种，适当调整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

　　近些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正不断减少，由于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的回报率较少，更多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赚取更多的报酬。因此农业劳动人口多为老弱妇孺，文化水平较低，劳动能力较差，生产效率较低。

　　“人力资源在农业生产中尤为重要。虽然农业机械化水平越来越高，但就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水平来看，还需大量的人力从事农业。放眼我国农村，大部分农业者文化水平都不高，提高农业产业整体素质，首先需要提高从事农业劳动者素质。农业产业要想摆脱粗放式经营的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农业发展，最基础的还是能拥有能实践这些政策的人才。”丁志德对本报记者说道。

　　“农民是粮食种植的主体，农民之所以种植还是有一定经济成分在的，因此国家在农民补贴力度上还要加强，补贴制度应作为一项保护农民利益，保护粮食产量的基本制度，最好能以法律形式长期固定下来。”丁志德表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拥有一支优秀的科研团队是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保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农业科研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李晓鹏表示，我国在农业科研投入方面，还要加大手笔，保证农业科研资金的需求，为农业科研人员提供好的环境。在政策方面也要给予一定的支持，通过调整农业生产投入来增加单产水平。

　　我国对粮食价格波动，主要运用收储政策进行调控。但在实际操作中，收储政策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平稳粮价还需建立健全正确的粮食价格调控机制。

　　李晓鹏表示，正确可靠的粮食价格调控机制的建立，需要各级各地方政府落实责任，汇集真实可靠的粮食信息，为粮食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支撑。实时对粮食信息进行动态研究，跟踪粮食动态。制定有效的粮食生产、流通、税收、进出口及储备等各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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